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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空城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因果

        浏览次数: 日期:2014年6月13日 10:10

        曹妃甸,当初豪情壮志转成空城,这坐耗费巨资填建起来的新区一片萧条。值得规划设计行业反思和警醒。

        城市是规划加自发形成的,主要是市场要素聚集、效率高于他处成本低于他处,城市是结果而非原因。西安、苏州、上海,中国城市地位随资源聚集、资源转移有了不同的地位。此前靠水生存,河洛流域的西安、洛阳、开封是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,随着环境逐渐破坏,长江流域城市崛起,随着大规模出口与海洋文明的兴盛,苏州、上海等城市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经济城市。

        除了战争、自然灾害等突然原因外,多数城市的兴起与衰败,过程漫长,并非一蹴可就。一旦市场资源聚集模式方式变化,城市地位也就随之兴衰。明代有个重要的城市叫临清,位于山东漕运路径上,是南北方货物通过漕运交际的节点性城市,当地商品繁盛,各地的生药、南方的丝绸、北方的皮草,无所不有,因此产生了庞大的富裕群体,其力量可以渗透到王朝中心。当成本更低廉的海运逐渐取代漕运通道,海港性城市上海、天津就取代了扬州、临清等城市的地位,这些城市与海洋经济一拍即合,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,融入了国际经济运输带之中。

        到现代之后,城市需要规划,更需要市场资源、行政资源等各方面的配套措施。如南加州大学的城市规划研究会指出,我们一直以为硅谷是规划出的结果,这只是部分事实,硅谷确实有规划,在吸纳人口、建立社会自治组织、引入风险投资与创新人才等各方面,甚至对于城市的建筑风格有严格的要求,但硅谷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,没有美国西部大开发、没有周边大学创新式发展、没有大量移民的涌入,硅谷绝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模样。美国东部城市代表了美国的过去,传统大型企业高福利病、不愿创新、成本高昂等弊端应有尽有,观之令人沮丧,而西部加州等地代表了美国的现在与未来,生气勃勃不怕失败的创业者,以及随之可见的风险投资,观之令人振奋,没有加州的创新发动机,就不可能有美国经济的未来。

        固然,曹妃甸有其区位和自然优势,北方深水良港有利于进口铁矿石与充分利用冀东铁矿石,作用正如洋山港对宝钢的作用,背靠煤炭运输大动脉以及煤炭中心秦皇岛,可以源源不断得到优质焦煤,还能保证成本优势。并且,离北京近,身处传统钢铁行业重镇河北与山东,整合资源的机会也大大上升。2003年,借助河北唐山市筹划蓝色经济、首钢搬迁等契机,曹妃甸迎来了立项十年之后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周期。

        虽然有种种好处,但是规划者能否清楚地回答一个问题,为什么河北的钢铁产能怎么压缩也压缩不下来?2012年,河北省钢铁产量1.8亿吨,同期全国钢铁产量7.16亿吨,河北占25%,河北省钢铁产量从2008年的1.15亿吨,增长到2012年的1.8亿吨,年均增长13%以上。这是保守的估计,河北钢产能是神秘的升缩数据。另据河北省出台的《环境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和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,确了定钢铁行业的整顿计划,提出到2017年底钢铁产能削减6000万吨,到2020年再削减2600万吨。而据统计,河北省全省的钢铁产能为2.86亿吨,河北省要砍掉30%的产能。

        事实上,河北已经形成钢铁集群带,围绕钢铁的配套市场一应俱全,通过产业链延伸、大量低收入工人、以及牺牲环境等办法,将成本降到最低。河北在个别城市已经形成了非常具体而细化的优势,板材、螺纹、电梯导轨、轴承钢等各有分工,从高到低全都有,各个城市还有配套的原材料、产成品物流运输等各个系统。

        首钢到曹妃甸,但是总部在北京,部分职工如侯鸟一周来回迁徙一次,与河北当地的钢厂不同,这些职工心向北京绝不会甘愿成为曹妃甸人。2005年首钢搬迁之时,首钢不讳言搬迁费需要500亿元,主体项目京唐钢项目自2009年投产至今,屡传亏损信息。并且,首钢还陷入了与河北钢铁业的纠缠之中,并有人愿意污染自己的土地除增值税之外还留在北京。钢铁大省河北已经有了河北钢铁集团,还有大大小小成千上百家散落的钢铁企业,谁还愿意再加上一座夺取资源的钢铁企业?如果当时以并购的方式进行市场化的重组,是否更符合成本优势、资源优势的原则?到目前为止,曹妃甸还没有显示出城市必须具备的资源、人才、资金聚集地的特殊优势。

        也许未来会有。但曹妃甸有财力继续基础设施投资吗?虽然投资从2006年到1.4亿上升到2011年的37亿,但相比庞大的支出仍然是杯水车薪。在钢铁行业、化工行业整体经济周期下行的背景下,打造一个工业之城已经不那么让人愉悦,背负的包袱将越来越重。

        纵然政府和专家有各种宏伟规划,但市场选择仍是最关键的,城市规划只能起辅助作用,因为各市场主体的自动选择将是集中的,风险可控的,是成本与收益分散的方式,而政府主导的模式是线性的,缺少市场主体自动参与的,因此风险是不可逆的。这是必然,可惜在行政化的中国似乎是宿命。

        曹妃甸模式显示了强劲的政府之手的造城运动,在不恰当的周期,将陷入出违背客观规划的计划经济思维的悲惨下场。填海造地对生态的破坏掩盖在塑造生态城市的谎言之下,不能不说令中国的规划设计行业汗颜。

        城乡规划只有基于理性的市场的分析和预测,战略性地实现相关地区的差异化和有序合作,才能降低运作成本,使资源要素愿意流动,敢于流动,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救赎和解困。任何不切实际的政策、规划设计、投资如果背离市场原则只能造就更多的“曹妃甸”。

         


  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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